第22章 从文言文到白话文
  说现代汉语文是白话文,其实是不够准确的。要说白话文,要说平白如话或者以话为文,世界上最大的白话文是西文,比如说英文。英文是语言中心主义,文字跟着语言走,书写跟着读音走,那才够得上所谓“以话为文”的标准定义。从这一点看,现代汉语文顶多是半个白话文。
  古代汉语文是文字中心主义:语言跟着文字走。那时候四川人、广东人,山东人等等各说各的方言,互相听不懂,怎么办?只好写字,以字为主要交流工具。秦始皇搞了个“书同文”,没有搞“话同音”。一个字的发音可能五花八门,但字是稳定的,统一的,起主导作用的。电视剧《孙中山》里有这样的情景:孙中山跑到日本,不会说日本话,但同日本人可以用写字来交谈。这种以笔谈代言谈,就是文字中心主义的遗留现象。
  古代汉语文叫“文言文”,“文”在“言”之前,主从关系表达得很清楚。从全世界来看,这种以文字为中心的特点并不多见,其原因可能在于造纸术的发明。一般的说法是,公元一百零五年,东汉的蔡伦发明造纸。现在有敦煌等地的出土文物,证明公元前西汉初期就有了纸的运用,比蔡伦还早了几百年。有了纸,就可以写字。写字多了,字就成了信息活动的中心。
  欧洲的情况不一样。他们直到十三世纪,经过阿拉伯人的传播,才学到了中国的造纸术,与西汉有一千多年的时间差。在那以前,他们也有纸,但主要是羊皮纸。我们现在到他们的博物馆去看看,看他们的圣经,他们的希腊哲学和几何学,都写在羊皮纸上,这么大一摞一摞的,翻动起来都很困难,也过于昂贵。据说下埃及人发明过一种纸草,以草叶为纸,也传到过欧洲,但为什么没有传播开来,为什么没有后续的技术改进,至今还是一个谜。
  不妨设身处地地想一想:如果没有纸,人们怎么交流思想和情感呢?如果文字在生活中不能方便地运用,那些古代欧洲的游牧民族骑在马背上到处跑,怎么可能保证文字的稳定、统一和主导性呢?正是在这种情况下,欧洲的语言不是以纸为凭和以字为凭,大多只能随嘴而变:这可能就是语言中心主义产生的背景,也是语文大分裂的重要原因。他们北边的日耳曼语系,包括丹麦语,瑞典语,荷兰语、爱沙尼亚语,德语等等,原来是一家,随着人口的流动,你到了这里,我到了那里,说话的语音有变化,文字也跟着变化,互相就不认识字了,就成为不同的语种了。南边的拉丁语系,包括意大利语,西班牙语,葡萄牙语,法语等等,原来也是一家,但一旦扩散开来,在没有录音和通讯等等技术设备的条件下,要保持大范围内读音的统一是不可能的,要让他们的表音文字保持统一也是不可能的,于是也只好闹分家。
  钱穆在谈到中国为何没有像欧洲那样分裂的时候,谈了很多原因,文字就是重要的一条。在他看来,正因为有了“书同文”的汉语,中央王朝和各地之间才有了稳定的信息网络,才保证了政治、军事以及经济的联系,尽管幅员广阔交通不便,但国土统一可以用文字来予以维系。
  其实,汉字不但有利于共同体的统一,还有利于文化的历史传承。后人读先秦和两汉的作品,还能读懂,没有太大障碍,靠的就是文字几千年不变。据某些语言学家研究,一个“吃(喫)”字,上古音读qia,现保留在湘方言中;中古音读qi,现保留在西南官话中;现代音读chi,进入了北方话。读音多次变化,但文字没有变化,所以我们现在还能读懂这个“吃”。如果换上一种表音文字,就不会有几千年不变的“吃”。莎士比亚时代的英文,乔叟时代的英文,现在的英美人都读不懂,说是古英文,其实不过是十六世纪和十四世纪的事,在我们看来并不太古。这更不要说作为英语前身的那些盖尔语,凯尔特语,威尔士语等等,今天的广大英美人民就更没法懂了。这是因为表音文字有一种多变的特征,不仅有跨空间的多变,还有跨时间的多变,使古今难以沟通。
  当然,中国人不能永远生活在古代,不能永远生活在农业文明里。随着生活的变化,尤其是随着十八世纪以后的现代工业文明浪潮的到来,汉语文也表现出僵化、残缺、不够用的一面。以文字为中心的语言,有利于继承,但不利于创新和追新;有利于掌握文字的贵族阶层,但一定不利于疏远文字的大众,不利于这个社会中、下层释放出文化创造的能量。这样,从晚清到“五四”运动,一些中国知识分子正是痛感到文言文的弊端,发出了改革的呼声。
  那时候发生了什么情况呢?第一,当时很多西方的事物传到了中国,同时也就带来了很多外来语,这些外来语不合适用文言文来表达。文言文的词,一般是单音节或者双音节,所以我们以前有五言诗,七言诗,就是方便这种音节的组合。但外来语常常是三音节、四音节乃至更多音节。“拿破仑”,“马克思”,你还可勉强压缩成“拿氏”和“马翁”,但“资本主义”和“社会主义”,你不好缩写成“资义”和“社义”吧?碰上“二氧化碳”和“社会达尔文主义”,碰上“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伊里奇”,你怎么缩写?能把它写进五言诗或者七言诗吗?想想当年,鲁迅留学日本,胡适留学美国。这些海归派带回来很多洋学问,肯定觉得文言文不方便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,语言文字的改革势在必行。
  第二,文言文也不大利于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。白话文并不是现代才有的。宋代大量的“话本”,就是白话进入书面形式的开始,与当时市民文化的空前活跃有密切关系。活字印刷所带来的印刷成本大大降低,也可能发挥了作用。那么在宋代以前,白话作为一种人民大众的口语,同样可能存在,只是不一定被书写和记录。我们现在看一些古典戏曲,知道戏台上的老爷,太太、小姐、相公,讲话就是用文言,而一些下人,包括丫环,农夫,士卒,盗贼,都是说白话。这很可能是古代中国语言生态的真实图景,就是说:白话是一种下等人的日常语言。到了晚清以后,中国处在巨大社会变革的关头,阶级结构必须改变。新的阶级要出现,老的阶级要退出舞台。像袁世凯、孙中山、毛泽东这种没有科举功名的人物,不会写八股文的人物,要成为社会领袖,岂能容忍文言文的霸权?在这个时候,一种下等人的语言要登上大雅之堂,多数人的口语要挑战少数人的文字,当然也在所难免。
  所以,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“五四”前后出现的白话文运动,一方面是外来语运动,另一方面是民间语运动。外来语与民间语,构成了那一场革命的两大动力,标注了白话文革命的大体方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