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6章 一枝花
  就在接学忠、王玉湘、肖红玲追踪羊咪、猫咪,直捣汤加王国某公司总经理娄知平设在深圳的总部时,邵阳市检察院副检察长朱大魁、市院“两反”局副局长刘复冬亲自赴深圳,对肖贤启在湘江的贸易伙伴孙逢春展开攻势,为国家追回那400万元货款。
  孙逢春本是北京人,现移居湘江,其父母均在内地。他经营的公司主要是销售内地的纺织品。他与在深圳的兄长孙逢喜联手经商,通过肖贤启的外贸出口渠道,将肖贤启的纺织品转到他在湘江的公司再销售,然后结算付款。
  实际上,孙逢春做生意的全部资金都是肖贤启提供的。
  肖贤启的资金哪里来?
  全是国家贷款!
  要从孙逢春那里追回400万元货款,第一步是要找到其兄孙逢喜,并通过他,做好其弟返还贷款的工作。同时,还要孙家兄弟提供肖贤启的犯罪事实。
  检察官们通过多方努力,利用各种渠道,终于在深圳找到了孙逢喜。
  孙逢喜个子高,块头大,典型的东北汉子。他与检察官们见面就直切主题:
  “我与肖贤启完全是正常的贸易伙伴关系,如果你们硬是无事找事,我只好走上法庭与你们辩理。”
  他来了个先发制人。
  曾与形形色色经济犯罪较智慧,比计谋,斗胆量的邵阳市检察官们,对他这一着已是司空见惯。他们也以硬降硬,以软服软,针锋相对,毫不躲闪。
  “如果是正当的贸易,理所当然地受国家法律保护。如果是非法活动,罪有应得地受国家法律制裁。我们作为检察官,肩上的责任就是维护国家法律的尊严。”
  孙逢喜渐渐低下了那颗高傲的头。
  检察官们趁热打铁,进一步开展政策攻心。
  “你是东北人,又在国内做生意,应受国家法律约束。现在肖贤启已因经济犯罪被拘留,你作为他的贸易伙伴,有责任、有义务协助司法机关查清案情。对欠下的400万元货款,更应及时偿还。”
  孙逢喜连连点头,说:“我曾分两次送给肖贤启4000元现金。至于我老弟给了他多少回扣,我不清楚。那400万元货款,理应如数返还。我马上给湘江那边打电话,要我老弟过来与你们面谈。不知诸位检察官先生以为如何?”
  检察官们相视一笑,那意思是说:生意场上并非全是狡诈刁钻之徒,也大有爽快、豪放之人。他们对孙逢喜爱国家爱人民的行为大加赞赏,并给予了热情鼓励。
  孙逢春应约从湘江来到深圳,在凯利宾馆与邵阳市检察官见面。
  他鼻梁高挺,肤色白皙,眉宇间透出精明,眼神中传出灵活。三十出头的人,其气质、其神态正中了中国的一句俗语:男人三十一枝花。他确像一朵盛开的花,很有几分东方男子的魅力。
  然而,他并不像其兄长那样爽快、利索。与检察官见面,不等提问,他就滔滔不绝,时而慷慨激昂地谈论自己的爱国之心,时而讲述在内地做生意的艰难。
  谈到与肖贤启的往来时,他则反复申明只是正常的贸易伙伴,肖贤启供货,他销货,双方都有帐可查。
  他的确给肖贤启送过烟、酒、衣服,那完全是朋友之间的礼尚往来。对肖贤启这次给他打过去的400万元纺织品,他只字不提。
  欲速则不达。
  检察官们中止了与他的谈话,留下了缓冲的余地。
  他们客客气气地送孙逢春返回了湘江。
  接着,与孙逢春的双亲。现居住北京,在国内颇有名望的一对民主人士取得了联系,希望其帮助司法机关做好儿子的工作,一方面揭发肖贤启的犯罪事实,一方面积极返还400万元货款。这样,既维护了孙家兄弟的商业信誉,又能继续与邵阳方面保持贸易往来关系。与己、与家、与国无害,且十分有利。
  这对老夫妇,不愧是与我党长期合作,风雨同舟的老一辈民主人士中的典范。他们答应一定做好儿子的工作,积极配合检察机关,揭露经济犯罪,为国家减少损失。那400万元货款,及时返还,不拖欠一分一厘。
  几天后,孙逢春又从湘江太古街,来到深圳,住进了邵阳检察官为他安排的南洋大酒店25号房间。
  这次会面,孙逢春非常爽快,他向邵阳检察官详细述说了他与肖贤启的全部交往情况。
  几年来,肖贤启出资金,从国内采购纺织品,供他在湘江销售。由于肖贤启负责全部成本,他就按照肖贤启的要求,以每码布5分至1角的标准,回扣给肖贤启本人。每次不少于3万港元。
  去年6月24日,肖贤启打电话给他,说有朋友为其办理去汤加王国的护照,要他开张10万元的现金支票送到深圳。他反正欠肖贤启几百万元的货款,就依照开了10万元的现金支票亲自送到深圳,交给肖贤启手上。
  当时,他还提醒肖贤启,不要买了假护照,千万要看准,以免上当受骗。
  孙逢春讲完这些情况,拿出了他公司的有关账目。
  最后,他向检察官作出保证:
  “400万元货款,我分文不少,全部偿还。我现在就回湘江,办理付款手续。”
  检察官送他到深圳火车站上车过港。
  临别时,孙逢春客气地说:“欢迎检察官先生携夫人到湘江旅游,所有花销,由我全部承担。这里有点小意思,请检察官先生笑纳。”
  他将两张各一千元的港币,塞进两位送行的检察官口袋里。
  两位检察官赶忙挡回,诚恳地说:
  “孙老板,你的心意我们领受了,但这钱绝对不能收。那样,我们就丧失了中国检察官的职业道德。”